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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新常態的邏輯，首先就應該從新常態經濟發展規律和國內經濟結構矛盾疊加的角度正確認識經濟潛在增長速度變化，正確認識增長速度放緩現狀，轉變違反新常態經濟發展規律的高增長偏好；新常態下“發展是硬道理”的內涵要從高增長向有效率有質量的增長轉變；新常態發展理念要從粗放發展向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位一體轉變。這是新常態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發展階段上的進一步延伸，成為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過渡的理論基礎。 
　　 
　　以下為全文： 
　　 
　　新常態經濟學理論框架成形 
　　 
　　左曉蕾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遵循新常態的邏輯，不僅為2016年部署經濟工作，更重要的是為整個新常態發展階段奠定理論基礎。遵循新常態的邏輯，首先就應該從新常態經濟發展規律和國內經濟結構矛盾疊加的角度正確認識經濟潛在增長速度變化，正確認識增長速度放緩現狀，轉變違反新常態經濟發展規律的高增長偏好；新常態下“發展是硬道理”的內涵要從高增長向有效率有質量的增長轉變；新常態發展理念要從粗放發展向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位一體轉變。這是新常態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發展階段上的進一步延伸，成為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過渡的理論基礎。 
　　 
　　■要更全面地認識到供給側結構調整是一個雙向的結構調整，是對不合理結構調整和合理結構形成的結合，政策安排應該充分考慮兩方面同步推進，而不是增加經濟下行壓力的單邊調整，也不應與新的供給創造的結構創新割裂開來，要找到當期穩增長和屬于長期概念的供給側調整的平衡。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近期國內外經濟形勢作出了深刻研判，從新常態經濟的邏輯出發，突出了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補”五項任務為主的“供給側結構調整”的思路。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第一年，“十三五”是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時期，于國于民甚至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和發展都有重大意義，重大變革在所難免。在重大轉變時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著非常明顯的特點，不僅部署了2016年的經濟工作，而且引領新常態經濟發展的理論框架和實踐思路也逐步明朗。 
　　 
　　遵循新常態邏輯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遵循新常態的邏輯，不僅是為2016年的經濟工作，更重要的是為整個新常態發展階段奠定理論基礎。遵循新常態的邏輯，首先就應該從新常態經濟發展規律和國內經濟結構矛盾疊加的角度正確認識經濟潛在增長速度變化，正確認識增長速度放緩現狀，轉變違反新常態經濟發展規律的高增長偏好；新常態下“發展是硬道理”的內涵要從“高增長”向效率和質量的增長轉變；新常態發展理念要從粗放發展向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位一體轉變。這是新常態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發展階段上的進一步延伸，也可以成為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過渡的理論基礎。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未來一段時間供給側結構調整任務和2016年的五大工作任務，是對新常態經濟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是對現階段存在的非經濟周期影響（主要是粗放式發展帶來的結構性癥結）精準診斷，采取跳出傳統需求側調整思路的難題破解方式，是新常態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現階段的重要實踐。不過從道理上來說，和所有經濟學的原理一樣，供給側結構調整是在新常態特定發展階段下提出的針對性的改革發展思路。如果忽視國內經濟現階段發展的現狀和矛盾，把供給側結構調整思路變成帶有普遍性意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思想，甚至與其他“主義”和“流派”聯系起來，是不科學的，會使特色鮮明的新常態經濟理論體系變得混亂和極不嚴謹。只有從新常態的邏輯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才能引領新常態。 
　　 
　　需求側擴張也是結構性問題 
　　 
　　為什么從“總需求”擴張推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對當前經濟穩增長作用不明顯，而“供給側結構調整”是現階段經濟增長的破解之法？實際上，凱恩斯主義是在利率為零都沒有投資需求、沒有就業創造、沒有購買力創造、總需求擴張完全沒有動力的情況下，由政府通過透支中央銀行加大投資創造就業，最終推動總需求增長恢復經濟正常循環的危機刺激政策。而國內現階段是總常態經濟絕對不是危機形勢，總需求的擴張存在的是結構矛盾不是整體擴張的概念。但是我們以前把危機形勢的宏觀刺激政策常態化，用宏觀總量政策去解決結構性矛盾，這不應該是凱恩斯之過，應該是我們的所謂主流經濟思想對經濟理論和政策錯配經濟狀態之錯。實際上，從2010年開始，筆者就一直強調“在盛宴之前撤下酒杯”，建議刺激政策退出，用結構性政策解決結構性問題。但是在一些違反新常態經濟發展規律的利益主導下，國內外刻意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危言聳聽地解讀為“經濟硬著陸”甚至“經濟崩潰”的聲音成為主流判斷，誤導刺激政策延續多年。 
　　 
　　為了避免誤導心理預期以致對政策預期形成誤導，過去一段時間的經濟形勢分析中有一個分析思想方法需要轉變。我們已經做了幾年的“三期疊加”的分析，所以關于經濟增長下行的主要原因與“三高”企業結構調整相關的分析早應該是“已知”信息。但是這幾年對于月度、季度數據的解讀和未來經濟態勢的判斷，總是把那些本來是“印證”前期已經做了充分分析的數據的下降，比如對上游生產資料行業產能過剩的調整，帶來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的放緩解讀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把“已知”的信息變為“增量”信息，推動“增量的”宏觀調控政策“微調”不斷，沒有秉承“宏觀政策要穩”的新常態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而“宏觀政策不穩”，政策沒有針對性地不斷調整，也釋放一些不準確的信號，可能固化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比如最近提出“降低房地產庫存”，大家都知道房地產的庫存來自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解決空置率的問題要依靠制造就業機會，或者發展與消化住房相關的服務業，比如旅游、度假、養老等等功能和產業，才能吸引更多常住人口，消化空置的房屋。但降低房地產庫存相應的政策是公積金政策調整，首付比例的調整，結果是三、四線城市庫存沒有改變，一線城市房價大漲，釋放了政府要保持房地產的支柱產業的錯誤信號，更大程度地扭曲了房地產市場的結構問題。 
　　 
　　出口負增長的形勢也應該是“已知”信息。我們一直在強調全球經濟放緩、國際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設置出口增長指標時并未充分對稱全球經濟放緩的信息，也未仔細進行數據的分析，量化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去年國際貿易總體增長率才2.3%左右，但我們設置的2015年的增長指標是7%，指標的設置顯然沒有充分對稱已知信息，嚴重脫離實際，造成過高的出口增長預期。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國際國內形勢作了深刻的研判，希望能夠引導各方的心理預期、各方對經濟數據的分析和對短期經濟形勢的研判，不要把“已知”信息扭曲為“增量”信息，避免屢屢誤導心理預期、誤導市場、誤導政策。 
　　 
　　發揮調結構在穩增長中關鍵作用 
　　 
　　2016年經濟形勢會不會改變，三大驅動力的增長態勢會不會改變？回答是“是”，如果穩增長主要依靠短期刺激政策，目前的情況不會有太明顯的改善。三大驅動力增長存在的問題都是結構問題，不是傳統的從需求側的宏觀政策層面多發一些貨幣、一刀切地減稅所能夠解決的。 
　　 
　　投資面對的是結構的困擾。PPI負增長，產能過剩的上游產業不賺錢，能加大投資嗎？銀行會加大貸款嗎？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中小企業應該一刀切地解決貸款難貸款貴支持繼續生產嗎？房地產的結構嚴重扭曲，簡單放松資金和貸款能解決房地產的結構問題嗎？實際上，各類互聯網概念泡沫也不能掉以輕心。在這樣嚴重的結構性問題面前，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一刀切的財政補貼政策，可能固化目前的結構性的矛盾，加劇未來調整的困難，加大未來的調整成本，也加快銀行壞賬和金融風險的增加。 
　　 
　　消費增長面對的也是結構問題。目前剛性消費增長受效用最大化的約束不會有很大的上漲空間。收入增長只會使消費占收入的比重下降，即邊際消費傾向下降。更多的貨幣發行只能推高價格，不會實質性增加消費。在當前的消費結構下，短期刺激政策對擴大消費加大消費增長在經濟中的比重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只有順應需求結構的改變，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創造新的需求，才能推動消費的增長，進而擴大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出口增長也需要結構改變才有出路。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是比較優勢，比較優勢是一個相對概念，不是自己有優勢的產品都由自己賣出，而要用更大優勢的產品與更小優勢的產品交換，才能各自獲益。加工貿易業轉移訂單走了出口走了，實際上是更小優勢的產品走出去創造新的國際貿易機會。國內需要向更大比較優勢的方向發展，進行出口結構調整，創造在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新產品領域的新的比較優勢。新的比較優勢的產品與較弱優勢的產品交換，將形成新的貿易增長。 
　　 
　　所以，需求側擴張穩增長的關鍵也是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問題。我們必須轉變思路，結構問題用調結構的方式解決，供給的問題用供給側調整的方式解決。 
　　 
　　習主席提出“著力供給側結構調整，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效率和質量”，明確指出了當前經濟增長中主要問題和解決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習主席提出的“供給側結構調整”與美國的所謂供給學派不是一個概念，供給學派是宏觀概念，“供給側結構調整”是中觀概念。一個解決總供給問題，一個解決結構性供給問題，針對的問題也不在一個層面上。我們認為，供給側結構調整包括兩個方面的調整。 
　　 
　　一方面，供給側結構調整是針對已經存在的不合理的結構性矛盾的調整。2016年五大任務中，去產能的調整顯然是“供給側”的調整，高耗能高污染的調整也是“供給側”的調整。去庫存也是從房地產供給層面的調整，棚戶區改造解決城鎮化中的進城農民的住房問題顯然是住房結構調整；去庫存在農業方面也體現農產品結構多元化的調整上。去杠桿的目的也主要是解決企業的債務風險，降低生產供給側的債務風險。實際上，對于這些供給側不合理的結構的調整，一直是新常態經濟發展階段以來被強調的發展硬道理的內涵之一。但是因為“穩增長”的壓力，單邊推動不合理結構調整對當期的經濟增長無疑產生進一步下行的壓力，故結構調整猶猶豫豫沒有按照經濟規律得到徹底的解決。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突出“供給側結構”調整，并把“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作為2016年工作的任務，實際上是給出了對不合理結構矛盾調整的時間表，應該是加大調整力度，加快調整的速度，而不必理解為一個新的任務。 
　　 
　　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調整”包括促進合理的產業結構形成方面的調整。在新常態階段，要素驅動轉化為創新驅動，包括科技創新、技術進步、更合理的勞動分工、制度改革等等全要素驅動力提高和改善，在搜羅生產函數的全要素殘差理論中，這些都屬于供給側的創造和調整的范疇，調整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重新優化資本和勞動要素的配置，創造更高質量和更高效率的新的供給，培育新的增長點和創造新的增長動力，當然也是穩增長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供給側結構調整”與十八大提出的創新驅動，也與實現“供給體系的效率和質量”提高的思路完全一致。這也是為什么2014年中央召開的關于2015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地提出“調結構是穩增長的關鍵”的邏輯。2016年五大任務中的“補短板”，不論是從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農業基礎設施的改善，還是其他結構性短缺領域的創造等方面，都是通過供給側的結構調整。 
　　 
　　有兩個問題必須指出。首先要轉變理念，更全面地認識到“供給側結構調整”是一個雙向的結構調整，是對不合理結構的調整和合理結構形成的結合，政策安排應該充分考慮兩方面同步推進，而不是增加經濟下行壓力的單邊調整，也不應與新的供給創造的結構創新割裂開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供給側的結構調整”在經濟學理論中是一個長期概念，也就是結構調整的效果顯現需要一個時間過程。而且按照經濟規律，就算市場化的調整，不合理結構調整一般快于合理的結構形成，也就是在新的經濟結構與“三高”結構調整之間有一個時間差。特別是如果2016年“三去”結構的調整加大力度，采取關停改的辦法會比較快地調整到位，而新的合理的結構形成方面，新的供給創造并形成市場規模都需要一段時間。但是穩增長則是一個當期的或者說短期的概念，供給側雙向調整效果的不同步，確實會影響當期經濟增長的穩定。在培養拉動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創新驅動力的同時，如何使供給側結構調整成為穩增長的關鍵，其關鍵是要找到當期穩增長和屬于長期概念的供給側調整的平衡。 
　　 
　　來源：網絡投稿 報道：于小通